這一日,是香港保衛戰18天中最血腥一日,日軍與英軍、加軍、蘇格蘭營、防衛軍等在黃泥涌峽激戰。Philip 對他所在的加軍另一營隊溫尼柏營士官長奧士本印象深刻,奧士本當日不斷將滾落的手榴彈拋回敵軍,最終縱身覆蓋一枚不及拋回的手榴彈,捨己救人。Philip 自己所在的來福槍團D連則受命繞過大潭水塘,上畢拿山佔居高位。而途中,年輕的 Philip 一時逞能,「像荷里活電影場景一般穿過機關槍的掃射」,從路的一側猛衝到對面。一旁的少校當即大罵:「趴下,蠢蛋!那子彈上可寫了你的名字!」
而由於19日兵敗,第二天,Philip 隨軍撤退到大潭水塘的另一側,再嘗試上畢拿山頂,但路上卻遭遇日本軍車。他趴在草叢中,清楚見到對方有幾架適用於山地戰的輕便迫擊炮。「子彈從我頭頂飛過,炸坍了我身旁的草堆。」他回憶說,「溫斯頓·邱吉爾有句話,『生命中最振奮的事,莫過於你被槍瞄準,但卻沒被擊中』。(Nothing in life is so exhilarating as to be shot at and missed.)他說得太對了。」
然而戰事的發展卻並不令人振奮,多人在激烈對戰中死傷,很快入夜,山上又下起雨。撿回一條命的 Philip 與幾人一起扛著腿部中槍的戰友上山頂,戰友人高馬大,他不得不放棄背囊以減輕負重,到達山頂後,在一間廢棄的小屋中累極睡去。他至今仍記得自己捨棄的背囊中,有媽媽在加拿大給他的新約聖經。幸運的是,中槍的戰友沒有死去,他的聖經在泡了一夜雨水後捲起了邊,但仍能尋回,成了他此後44個月戰俘時光中的重要支撐。
Philip 在北角集中營所做的勞役,主要發生在現今已不復存在的啟德機場。他記得那時每天早上坐貨船到達啟德,做挖山的苦工,因為日軍想加長啟德的跑道。到深水埗後,他們改為每天步行幾小時來回工廠,皮靴磨破,試過撿廢車胎,拆橡膠來補。成日做苦工,卻得不到足夠的食物和營養,他們開始生病。在北角時,Philip 和許多人一樣,口腔潰爛,皮膚敏感,痛風,還有最要命的「電足綜合征」(Electric Feet)和「士多啤梨球」(Strawberry balls,或稱Hong Kong bag)。「電足綜合征」令人雙腳劇痛,沒有藥物,他們只能浸冷水緩解疼痛,或是光腳貼住冰冷的地面。「士多啤梨球」,則導致陰囊發炎紅腫。更致命的集中營疾病,是可使人窒息而死的傳染病,「白喉」。1942年深秋,深水埗集中營為應對白喉,臨時征用一座大樓為臨時醫院,被俘的3名加拿大軍醫和4名做護工的加拿大士兵,就是全部的醫療團隊。Philip 是4名護工之一。「但藥物是不夠的,醫生也是不夠的,很多人還是死了。」他話聲低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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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個月折磨,他沒有死。他從未想過逃出集中營,「逃出香港是不可能的事」。能做的只有苦捱。營中常有傳聞,說蔣介石帶領的中華民國軍隊很快會來解放他們,但每一次都是假消息。困在營中,他們了解外界戰況的唯一途徑,是偶爾會有中文報紙被偷運到深水埗集中營,再靠看得懂中文的華籍戰俘傳遞消息。「媽媽在那四年(實為3年零8個月)中,非常擔心我。」Philip 說。回國後,媽媽告訴他自己寫了非常多的信寄給他,但 Philip 發現自己從沒有收到過。儘管如此,他在營中時也盡可能多地給媽媽寫信,可日軍審查信件,不允許戰俘寫「我很好」之外的任何其他事。「於是我就寫,『媽,我很好』。」他說,「但實際上,完全相反!我一點都不好。」他努力寫的信,媽媽收到了兩次。
TBB配合唔提港英係反法西斯犧牲嘅歷史。
政府同TBB宜家全力支持強國挾持加拿大人質係正當做法,同時醜化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