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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香港真的「復常」回到歌舞昇平的年代，但扭曲了的情緒，未必能輕易恢復。譬如今時今日，再難以簡簡單單看一部本地電影，部分觀眾再不滿足於看一部好電影，置身政治噤聲的去勢狀態，電影作品有時扮演著稻草人的公共角色，畢竟它是這裡僅存的仍有一定創作自由、也有表達批評自由的特殊場域。各種道德門檻的要求亦突然變得很高——甚至接近整個城市裡眾多範疇的最高標準，劇情片的選材和作品所傳遞的意念是否恰當，紀錄片的倫理操守是否正確。一個有良心的導演不應該交出水準以下的爛片，也一定是要人品優良的導演，才配得上一部真摯動人的紀錄片。導演人格好壞，演員有多黃、有多藍，電影投資者有什麼背景，有沒有政治隱喻、弦外之音，跟現實的政治語境距離有多遠，創作意識和動機，作品質素以外，還有很多等同情緒勒索的考慮因素。
當社會現實裡被一再抽空，所有追求都落空，我們便急於找一個替代場域，用一個更高的標準去填補所有匱乏。於是，所有隱惡揚善的文本創作都是有毒的，也所以，周冠威背負著過度期待，而幾天之內，張婉婷的人格就被全盤謀殺，其實亦太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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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電影裡追求公義的時候，當我們批評電影作品有違公義的時候，明明有著更大的不公義就在前面，但我們只能買張戲票，對號入座，用狂熱掩飾對政治現實的冷淡，迴避對一切無力扭轉的事情已失去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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