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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13日],香港行政局討論四天後(10月17日)實施穩定港元匯價的聯繫匯率的建議。鍾士元是唯一有申明立場的行政局議員,他認爲聯繫匯率長遠會對香港前途造成損害,但如果港英政府認爲基於短期經濟需要而實行此制度,他不會從中作梗。尤德表示,鍾士元沒有解釋聯繫匯率將怎樣損害香港,但鍾的看法似乎是香港的經濟困難是迫使北京在治權問題上的最強大壓力。(p94)
[1983年10月25日] 鍾士元在[行政局]會議期間讀出一份事前擬就的聲明,表示:「中方(關於香港前途)的方案看似寬宏大量,但爲什麼香港人對這些建議缺乏信心?答案在於中國共產黨差劣的往跡、過去違背的承諾、經常修改的憲法,以及他們無法執行現有憲法。」他更直率而不客氣地說,除非英國政府準備接受談判破裂及與中國對抗的風險,否則「遊戲」已完結(p102)
爲1995年當選的立法局議員爭取過渡成爲特區首屆立法會議員,即俗稱的「直通車」安排,是英方的主要爭取目標,「直通車」的標準也是中英會談最後階段其中一個主要爭議課題。韓達德在備忘錄中表示:「在直通車問題上,提議在基本法規定的要求的基礎上,(1995年當選的)立法局議員過渡時另行宣誓,對我們來說沒有難度。但宣誓應該是過渡至首屆立法會的唯一標準,而宣誓所規範的應該只是未來的行爲。我們不能接受任何關於過去言論和行爲的主觀標準。」(p194)
韓達德更以當時的民主派領袖李柱銘爲例,說明英方對「直通車」的要求。韓達德說:「直白地說,中方必須接受如果李柱銘作出宣誓,將符合1997年7月1日後留任立法會議員的資格,他在1989年和1990年的行動,將無關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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