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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early as the time of Cicero and Varro it was the opinion of the Roman augurs that the twelve vultures which Romulus had seen, represented the twelve centuries assigned for the fatal period of his city This prophecy, disregarded perhaps in the season of health and prosperity, inspired the people with gloomy apprehensions when the twelfth century, clouded with disgrace and misfortune, was almost elapsed;and even posterity must acknowledge with some surprise that the arbitrary interpretation of an accidental or fabulous circumstance has been seriously verified in the downfall of the Western empire.
早在西塞羅和瓦羅時代,羅馬的鳥占術便認為羅慕洛用以代表12個世紀的12只禿鷹便是他的
城市面臨生死關頭的時代。這一在富足、繁榮時期無人在意的預言,等到被屈辱和不幸的陰雲籠
罩的12世紀幾乎要完全結束的時候卻引起了人民的陰森的恐慌;甚至後代人也必須不無驚異地承認,這對一個偶然事件或離奇情況隨意做出的解釋,竟得到了西部帝國的崩潰的嚴肅證實。
But its fall was announced by a clearer omen than the flight of vultures: the Roman government appeared every day less formidable to its enemies, more odious and oppressive to its subjects. The taxes were multiplied with the public distress; economy was neglected in proportion as it became necessary; and the injustice of the rich shifted the unequal burden from themselves to the people, whom they defrauded of the indulgences that might sometimes have alleviated their misery.
不過它的毀敗卻有一個比飛過的禿鷹更為明確的徵兆:羅馬政府在敵人眼中一天比一天軟弱,而對它自己的臣民來說,一天比一天更為兇惡、更為可厭了。隨著公眾災禍的增多,賦稅日益加重;愈是到了必須勤儉度日的時候,勤儉的風氣愈被人忽視,心術不正的富人把不平等的負擔從自己身上轉移到人民身上,富人用欺騙手段奪走有時還可以略為緩解他們的災難的一些特惠待遇。
The severe inquisition, which confiscated their goods and tortured their persons, compelled the subjects of Valentinian to prefer the more simple tyranny of the barbarians, to fly to the woods and mountains, or to embrace the vile and abject condition of mercenary servants. They abjured and abhorred the name of Roman citizens, which had formerly excited the ambition of mankind. The Armorican provinces of Gaul and the greatest part of Spain were thrown into a state of disorderly independence by the confederations of the Bagaudae, and the Imperial ministers pursued with proscriptive laws and ineffectual arms the rebels whom they had made.If all the barbarian conquerors had been annihilated in the same hour, their total destruction would not have restored the empire of the West: and if Rome still survived, she survived the loss of freedom, of virtue, and of honour.
沒收他們的財貨、對他們進行拷打的嚴酷的征斂使得瓦倫提尼安的臣民寧可接受野蠻人的更為簡單化的暴政統治,逃亡到森林或山區中去,或者甘願去充當下賤的可以賺點錢的奴僕。過去人們極力追求的羅馬公民稱號,他們現在只感到非常厭惡,紛紛放棄。高盧的阿爾莫利卡省和西班牙的絕大部分地區,通過巴高達的聯盟已陷入一種混亂的獨立狀況之中,而帝國的大臣們則利用各種禁令和力量有限的武力追逐著他們逼出的叛民。如果所有的野蠻人征服者有可能同時全被毀滅,他們的徹底毀滅也不可能使西部帝國重新得到恢複:如果羅馬還仍然存在,她也決不可能再具有原來的自由、品德和榮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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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羅馬帝國脫離了匈人阿提拉的直接威脅以後,他們卻無法擺脫來自北非的汪達爾海盜。在失去制海權以後,西羅馬帝國幾乎無法阻止汪達爾-阿蘭聯軍定期對南意大利的洗劫,臨近海岸的莊園別墅幾乎都成爲了蠻族海盜的溫床,利用海岸城鎮作爲據點,汪達爾人甚至把活動範圍延伸到羅馬的内陸,而這個時候,在失去埃提烏斯的輔助下,羅馬國内已經沒有一位軍事領袖可以負擔征討汪達爾人的重任。
當年正是蓋薩里克發信要求匈人阿提拉入侵羅馬帝國,而在羅馬和匈人戰過你死我活的時候,蓋薩里克已經在北非迦太基站穩了陣腳,並且把實力拓展到西西里島、撒丁島、科西嘉島和巴利阿里群島。心明遠交近攻道理的蓋薩里克,讓兒子迎娶了西哥德族國王的女兒,使得汪達爾族與西哥德族成為姻親。不過當與前任西哥德王關係惡劣的人物繼位之後,姻親關係反而會帶來困擾,因此蓋薩里克把休掉的兒媳婦送回娘家。在送回時還不是單純的遣返,而是事前把兒媳婦的鼻子削斷才送走。這使得西哥德族與汪達爾族雙方的關係更加良好。再加上當時的西哥德族正忙著與蘇威匯、阿蘭等蠻族爭奪伊比利半島的霸權,使得直布羅陀海峽沒有讓運輸蠻族用的大量船隻堵塞。
佩特羅尼烏斯·馬克西穆斯發行的金幣
相比之下,執掌羅馬大權的佩特羅尼烏斯·馬克西穆斯雖然出身羅馬望族,卻早已失去了羅馬人的政治手腕和軍事傳統。當年正是馬克西穆斯鼓動瓦倫蒂尼安三世除掉埃提烏斯,之後利用埃提烏斯被殺後宮内蠻族雇傭兵和皇帝瓦倫蒂尼安三世的矛盾,支持蠻族雇傭兵暗殺瓦倫蒂尼安三世,在一切政敵被相繼除去以後,馬克西穆斯一如所願成爲羅馬皇帝。馬克西穆斯當上皇帝後便向寡后攸多西亞(Licinia Eudoxia)逼婚。
Licinia Eudoxia
攸多西亞向汪達爾人首領蓋薩里克求援。手握地中海最強海上力量的蓋薩里克非常清楚,羅馬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下,於是他以協助攸多西亞的理由率領大軍向羅馬進攻。這時羅馬已經是坐以待斃,甚至連反抗也沒有進行。西元455年5月,蓋薩里克在奧斯提亞登陸,佔領這座由克勞迪皇帝建造的“皇帝港”(Portus Augustii)。根據推測,蓋薩里克當時率領的是以汪達爾族為主的兵力,總數只怕不到一萬人。相對的,羅馬市雖然在第一次“羅馬洗劫”後人口外移的速度變快,至少城裡還有二十萬人。儘管如此,蠻族在奧斯提亞登陸的消息一樣嚇得羅馬人驚慌失措。
兩個月前登基的馬庫希穆斯試圖緩和眾人動搖的心情。然而民眾也知道,沒有兵力的皇帝起不了作用。馬庫希穆斯在白費一個月的努力之後,遭到因過度恐懼而亢奮的群眾殺害,整個在位期間還不滿三個月。之後接連兩個月,皇位維持虛懸狀態。羅馬市區內為了蠻族在外港上岸的消息大感震撼,連思考下一個皇帝由誰接手的餘裕都沒有。如今別說危機管理能力,連指揮系統都完全麻痹。
在這情況下,動身的是如今已被稱作羅馬教宗的羅馬主教雷歐一世。根據天主教派信徒的說法,三年前西元452年時就是教宗前往阿提拉陣營,讓這名無信仰的蠻族打消繼續侵略義大利的念頭。西元455年時,教宗前往奧斯提亞拜會蓋薩里克。而在這場會面中,羅馬教宗雷歐與蠻族族長蓋薩里克之間,就“羅馬洗劫”的方式達成協議。
一、基督教教堂與相關設施排除在掠奪物件之外。
二、不得殘殺不抵抗的人。
三、不得拷問俘虜。
西元455年6月15日起至29日為止的兩星期中,昔日的“世界首都”讓人很有系統的搶奪殆盡。沿著台伯河逆流而上的小舟陸續在碼頭邊停靠,把岸上事前堆積好的物品裝上船之後,又成群結隊回到“皇帝港”。到達皇帝港之後,把貨物從淡水小舟搬運到渡海用的大船上。汪達爾族官兵連監視居民的必要都沒有。因為天神的意旨要靠主教轉達,主教下的命令就是天神的意思。身為基督教徒的羅馬居民會完全遵照教宗雷歐的命令辦事。
被人裝上船的還不只是金幣與珠寶飾品。除了青銅像之外,所有透雕的銅制欄杆、門窗也全被拆下來帶走。卡匹杜里諾丘陵上的最高神朱比特神殿的屋頂,採用的是鍍金的銅瓦片,如今也全被拆下來裝上船。
上述一切作業,包括拆卸、搬運、堆貨等過程,全由羅馬居民親手進行。汪達爾族官兵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在羅馬市區四處巡邏,不時進入屋內指定要搬上船的東西。一如上述,羅馬讓人洗劫一空,喪生的人卻不多。在這段期間內喪生的人,如果不是為了阻止兒女被俘而遭到殺害,就是沒有抵抗但受到誤會。與西元410年阿拉裡克率領西哥德族“羅馬洗劫”的五天時間比起來,西元455年蓋薩里克率領汪達爾族“羅馬洗劫”十四天造成的死亡人數少得讓人訝異。
教宗雷歐將包括個人宅院與綜合公寓在內,與基督教無關的羅馬送給蠻族,藉此保住居民的生命。不過就連教宗也無法阻止為贖金而綁架上流社會、富裕階層人員的行為。光是避免神職人員與修女遭到綁架,就已經耗盡教宗的能力。而且汪達爾族雖然是長期遭基督教派排擠欺淩的奧裡斯教派基督教徒,卻守住與教宗雷歐的約定,沒有侵襲基督教派的教堂。
西元410年的“羅馬洗劫”是轟動到地中海東岸的世界級新聞,相形之下455年的“羅馬洗劫”連新聞都稱不上。當時的有識之士之中,沒有任何人留下文章為永恆首都羅馬的命運表示悲傷。可能是因為已有前例,而且整場“洗劫”是在加害與受害雙方合作之下達成的吧。更何況連屋瓦都被拆光的朱比特神殿,早在半個世紀前就是空屋了。